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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6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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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制日报:最大的腐败理应受最严厉惩处

  检察日报:校车条例“上路”关键在严格执法钱江晚报:不妨在公示前调查清楚京华时报:公积金援建保障房该不该提倡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日前表示,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是对政府公信力最大的影响。统计人员参与数据造假或干预企业独立真实上报数据的,都要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严肃处理。

  将统计造假视作“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无疑是恰如其分的,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不仅蚕食政府公信力,而且会对国家政策和地方决策造成误导。政府部门弄虚作假是可怕的,更可怕是长期公然造假,最可怕的是对造假行为无比宽容,任由问题愈演愈烈、积重难返。不夸张地说,统计造假问题长期存在,上至官方下至民间对此无可奈何、见怪不怪甚至习以为常,正在成为一个中国式笑话,一个统计领域最大的笑话,以致官方公布的任何统计数据都会遭到民众的质疑。

  检察日报:校车条例“上路”关键在严格执法

  4月10日,《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全文发布并正式施行。根据条例,高中生未纳入校车服务范围,而幼儿入园也以保障幼儿就近入园和由家长接送为原则。条例强调将对校车超员从重处罚。校车可在公交专用车道行驶,遇到拥堵可优先通行。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实施,能否让安全形势彻底好转,还需拭目以待。其实,无论给校车以优先通行权也好,让校车本身变得更结实也好,关键要让条例尽快落到实处——有了规矩,却落不到实处,那还是废纸一张。让校车变得安全,不光是要校车变结实,要给校车特权,还要管理好包括校车在内的所有车辆,要让国内的交通安全形势整体上好起来。

  钱江晚报:不妨在公示前调查清楚

  近日,山西省长治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门户网站刊发了《中共长治市委组织部公示》,在拟任命的副处以上干部中,有2人系14岁参加工作,1人16岁参加工作,5人17岁参加工作,同时其中2名干部还是“80后”。对此,长治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工作人员回应称已开始进行相关调查。他还表示,引发网友争议的干部年龄情况比较复杂,既有特殊历史原因,也有特殊学制原因。

  公示后才去调查,往往会错过释疑解惑的最佳时机,面对群众的疑惑,我们有关部门不能提供权威的解释,那么很容易产生谣言。长治市干部公示引起社会质疑也在启示我们,我们不应该仅仅认为公示了就行了,还应当从满足群众知情权、监督权的角度来看待干部公示。

  京华时报:公积金援建保障房该不该提倡

  住建部日前邀集数位房地产开发商,就住房公积金管理问题展开讨论,这意味着《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第二次修订前期工作已启动。其中,有建议称进一步放开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房建设的试点,也就是说,目前由政府机构管理的公积金将有可能更多地投入到保障房建设之中。

  动用公积金援建保障房,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住房公积金的拥有者并不是政府,更不是受邀到住建部开会的房地产开发商,而是属于一个个具体的职工。根据有关规定,职工和职工单位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其用途只能是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以公积金的所有权性质来看,推动将公积金用于保障房建设,以此来减轻政府的责任,无疑是不太合适的,它似乎增加了保障房的资金来源,但却使职工担心对缴纳的公积金的保障。

  中青报:不能以理服人,司法何来权威?

  3年前,合肥67岁的退休职工李荣寿“免费捎带陌生人”,结果被当做非法营运而处罚3万元。在李荣寿不服行政处罚并提出诉讼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了对李荣寿的行政处罚,而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却认为,法院“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被安徽省检察院抗诉的案件,经安徽省高院指令合肥市中院再审后,还是维持原判。日前,当事人已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再审申请书。

  在反思彭宇案的过程中,一个基本的共识是,舆论的先入为主固然有推波助澜之责,但司法说理的牵强附会何尝不也是“罪魁祸首”。不会说理的司法,一旦契合了公众关于道德滑坡的判断,甚至一个不起眼的小案件,都可能成为公共生活中的大事件。这方面,彭宇案殷鉴不远,李荣寿案难道还要重蹈覆辙吗?不要总是抱怨公众“信访不信法”甚至“盲目跟风”的不理性,当最需要讲道理的司法,都难以做到以理服人,它又怎能引导出理性的公众呢?

  羊城晚报:实名制是网络发展的客观要求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还是来到你面前。“它”就是网络实名制。近期京沪穗深等地试行微博实名制,再次将其推向舆论的风口,利弊之辩颇为激烈。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其前世今生做一番梳理和解析。

  互联网需要自由,但也需要信用;互联网应该自由,但自由的细胞不能在现实身上裂变为恶性肿瘤。网络不再是“虚拟世界”,而是对现实生活影响巨大的公共媒体和“舆论场”,对这一属性,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给予其所谓的“无限自由”,因而,依法实施实名制,规范管理,强化网络空间的信用机制,便成为不同国家不约而同的选项。

  新京报:期待司法守得住“强拆”的公平底线

  最高法院日前发布司法解释,对办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案件作出规定,4月10日起正式实施。

  为确保征收行为符合公共利益目的和保障被征收人权益,司法解释规定了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拆时需要提交更多的材料,比如被征收人意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材料等,法院在审查期间,可以根据需要调取相关证据、询问当事人、组织听证或者进行现场调查,这些虽然不是严格的行政诉讼程序,但从诉讼程序中吸取了很多做法,可以看出最高法院在制度设计上,力求通过比较完善的程序以落实对行政征收行为合法性和被征收人权益的保障。法官从强拆现场“退出”,但强拆过程不能脱离司法的监督,虽然不能乐观地认为法官在场就一定不会发生暴力强拆,但对执行行为更多的监督,是防止暴力强拆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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