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1月2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将王维舟创建的川东游击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宣汉一个县为主就组建一个军，这在中国革命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红三十三军成立后，在反刘湘六路围攻、万源保卫战、建设苏区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红三十三军自成立之日起，就遭受到张国焘的残酷迫害和无情打击。

　　红三十三军的指战员绝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川东游击军战士，他们在敌人后方，为了求生存、谋发展，以统战关系与各界人士有这样那样的接触，或者打入敌人机关任职，以掩护革命活动，或者从反动政权中争取拉拢一部分人员出来参加革命工作，为革命服务，这都是革命的需要。

　　然而，张国焘却认为红三十三军成份复杂、历史不清楚，遂成为“肃反”的重点。他派陈昌浩等到黄石场三湾岩红三十三军军部进行所谓的“整军”。首先以加强领导、扩充队伍、提高战斗力为借口，将连以上的干部、特别是政工干部几乎全部换掉。然后从火线上把97师、98师排以上的干部调回清查所谓的地主豪绅、反革命、反对派等。

　　张国焘认为，知识分子必然是地主富农，地主富农必然是国民党，国民党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须要杀掉。于是，他们以识不识字，是否上过中学，手上有无茧疤，是否在国民党政权做过事，甚至还以一个人的相貌特征来作为划分好人和坏人的标准，层层扩大怀疑、清查和打击对象。从1933年底到1934年底，先后四次“肃反”，逮捕杀害了97师师长蒋群麟、98师师长冉南轩，以及宣汉原县委书记修焘、王荣澍和龚堪彦等一大批久经革命战争考验的领导干部。很多团长、副团长、营长、副营长都惨遭杀害。

　　根据宣汉县关于“肃反”错案复查统计：宣汉在长达一年之久的“肃反”运动中，先后错杀1579人，建国后追认为烈士的202人，复查平凡昭雪的1377人，其中红三十三军616人。

　　张国焘还千方百计对红三十三军的高级将领进行排挤、打压。红三十三军政委杨克明被指责为作战不力，受到撤职并调离部队的处分（调巴中县城，降职为补充师师长）。军长王维舟被通知到红四方面军军部，既不给安排工作，也不让回红三十三军，实际上是不宣布撤职的撤职，相当于软禁。

　　经过一年的四次“肃反”，军中一片恐怖，闹得人心惶惶，有的被迫逃散，有的失踪，有的叛变。如299团团长雷雨苍，由于肃反惊悸（他那个团就被杀了200多人），加之家乡亲友写信告知有人检举他包庇坏人，便只身叛逃。

　　由于张国焘对原川东游击军的干部、战士进行残酷迫害和无情打击，痛失大量的优秀指战员，从而，军队战斗力大为削弱，加之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战争时期，部队不断减员。1934年11月，巴中清江渡军事会议后，将红三十三军缩编为2个师4个团5000余人。

　　1935年1月，为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向西进攻。红三十三军担任西进后卫，从城口出发，经万源到通江、旺苍，负责阻击追敌，掩护主力向西转移。在西征中，他们既当战斗队，又当运输队，全力保障了各部机关顺利撤离。1935年5月，红三十三军节节抗敌至理番（今理县），军部住在城内，红四方面军总部在前方10公里的土沟里，敌人妄图截断后卫，攻击总部，即派一千余人蜂拥扑来，将军部团团包围。红三十三军一部在友军的配合下，内外夹击，一举歼敌500余人，敌人仓皇溃逃。随后红三十三军又在松潘、理番与汶川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红三十三军294团担负党中央过草地的先遣任务，突破了川甘边境腊子口，为党中央和整个红军北上打通了胜利之路。1935年，中央军委决定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红三十三军编为左路军，随张国焘北上进至阿坝。张国焘借口葛曲河涨水不能过，按兵不动，公开打出“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率左路军南下，公开分裂党和红军。在此期间，红三十三军仍担任南下部队的后卫，驻守马塘、梦笔山、两河口等地区，掩护总部并开展地方工作。

　　1935年10月中旬，红三十三军军部奉命率295团、296团南下，经崇化时，军长罗南辉令297团一营担负全军后卫，10月20日，297团急行至党岭山腰时，因红军主力在名山百丈关与敌激战，红军伤亡近万，此役的失败宣告了张国焘南下方针的破产，红四方面军被迫返回北上。在南下北返的苦战中，红军伤亡流散过半。1936年1月10日在丹巴与红一方面军五军团合编为红五军，将原红三十三军三个团2000余人改编为红五军第十五师43团、45团继续北上，担任左路军的后卫任务。从此，撤消了红三十三军的番号。

　　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屡建奇功的红三十三军就此撤消了。徐向前元帅在《忆创建川陕根据地》中斥责张国焘：“对地方部队，本来应好好地帮助、提高、发展。但红三十三军帮助了他，他却削弱人家，不相信人家，很不对头。”如今，在宣汉巴山红军公园修建了王维舟的大型雕塑和红军浮雕，以及红三十三军纪念碑，供人们永远怀念。

　　□向本林 龚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