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大元帅中，陈伯钧与刘伯承相处工作时间最长。

　　刘伯承元帅与陈伯钧上将，他们在战争年代分分离离，携手奋战；在和平年代共同建设军事学院，呕心沥血；在政治运动中同担风险，铁骨正气。

　　相似的政治遭遇

　　1933年上半年，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到瑞金，王明“左”倾错误领导控制了整个中央苏区，加剧了“左”倾错误的泛滥。

　　8月31日，陈伯钧写信给红军总部，陈述自己对当前形势及第四次反“围剿”打法的意见，遭到“左”倾路线的批判，还被迫写了两次申明书。10月初，红五军团主力第十三军改为十三师，陈伯钧被免去五军团参谋长职务，调任该师师长。

　　第五次反“围剿”前后，刘伯承针对李德在红军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宣扬他那硬碰硬的“短促突击”新战术，先后发表了《退出战斗》、《袭敌后方的“穿袭”和游击队动作》、《现在游击队要解决的问题》等具有针对性、指导性、实用性的文章，与李德在报刊上公开“开战”。

　　一次，李德有事要找刘伯承，总部几位机要员正在路边做饭，挡了他的路。第五次反“围剿”李德吃了败仗，窝火得很，借机找岔儿，一脚把锅踢翻了。刘伯承见状大怒，对着李德说：“帝国主义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

　　博古听了李德的告状，认为刘伯承不尊重李德同志就是不尊重我，不尊重我就是不尊重党，一副“党天王”的样子，顺势将刘伯承总参谋长职务撤了，让他到五军团去当参谋长。

　　1934年10月3日，陈伯钧日记写到：“得悉刘总参谋长伯承同志有于今晚抵此间说。”4日，消息得到证实：“伯承同志被委任为我军团参谋长，原曹（里怀）参谋长改任军团作战科长。”

　　18日，红五军团开始从兴国长征，刘伯承和陈伯钧开始踏上远征之路。

　　12月1日湘江战役结束后，中央红军于12月18日进入贵州省黎平县，五、八军团和十三师三个指挥机构合编为一，撤销八军团番号。此时，刘伯承才重回红军总部任总参谋长，陈伯钧则接任刘伯承的下手，重任五军团参谋长。

　　同斗张国焘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刘伯承与陈伯钧编入左路军。

　　1935年9月8日开始，陈伯钧多次找张国焘，陈述自己对他搞分裂、闹纠纷的意见，并将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情况，迅速向刘伯承作了详谈。

　　刘伯承告戒陈伯钧要“镇静、冷静，详细观察事变的进展”，一时陈伯钧还想不透彻，但最后终于想通了。面对张国焘一些追随者的围攻，陈伯钧据理反驳；面对许多不堪入耳之言，陈伯钧听之渺渺；面对总部传令兵抢去自己的骡子、望远镜，无理殴打自己的警卫员，陈伯钧据理讨还公道。到最后，陈伯钧执意不作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参谋长了。

　　张国焘则顺势打击排挤陈伯钧，将他安排在红军大学做教员。

　　在红大，陈伯钧还协助刘伯承校对《参谋工作》文稿。

　　到1936年7月4日，陈伯钧调任红六军团军团长，这与朱德、刘伯承的举荐不无关系。

　　10月21日，刘伯承、贺龙及陈伯钧与一方面军在老君坡会师，从此结束了两年时间的长征艰难岁月，粉碎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陈伯钧在日记中寥寥两语描写当时老战友的欣喜：“两年未见的老同志又相会于此间，真是无限欢欣！尤其伯承同志更比其他同志高兴。”

　　抗战八年谋一面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陈伯钧所在红六军团改编为三五九旅，隶属于一二○师。俩人难有见面的机会。

　　在整个八年抗战时期，仅有的一次见面是在延安。1944年9月。刘伯承从前线返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陈伯钧从庆阳到延安参加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会议暨模范学习者代表大会。

　　22日，天空晴朗，陈伯钧与王维舟、文年生去延安和平医院看望正在养伤的刘伯承师长。将近八年时间没有见面，陈伯钧一直惦念着老首长。看到刘师长精神比较好，只是身体较虚弱，陈伯钧几人才放了心。

　　在最高军事学府

　　淮海战役结束后，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又开始组织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的战役。1949年3月20日，陈伯钧等率领东野先头部队十二兵团南下参加战斗。其间，陈伯钧虽未与刘伯承面对面直接接触，却通过电报有过很多次交往。

　　1950年10月，刘伯承主动请缨筹办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学府，从重庆乘飞机赶赴北京，到中央具体研究办校事宜。

　　刘伯承没有忘记尚在湖南指挥两个军剿匪的陈伯钧，选调他到校主持训练工作。陈伯钧又一次被刘伯承点了将。

　　11月下旬，刘伯承到达南京，领导学院同志进行紧张艰苦的筹办工作。陈伯钧于12月中旬，结束湖南剿匪任务，从长沙赶往南京参加筹办事项，成为学院临时党委成员，任训练部副部长。1952年任教育长，主持学院教育工作。

　　白手起家建院，依然是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教材，二是教员。

　　在刘伯承的领导下，陈伯钧组织教员编写教材。缺乏教员的问题，一是从部队或其他学校调，二是从毕业学员中留，三是从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官中选，使教员问题在较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1952年3月，陈伯钧受刘伯承委托，率学院见习团赴朝鲜战场学习，历时三个多月，几乎跑遍了朝鲜战场，总结志愿军作战经验。

　　陈伯钧还协助刘院长组织了历次军兵种及合成军的演习。

　　1956年11月上旬，刘伯承因病请假休息，根据他的建议，中央批准陈伯钧代理军事学院院长。

　　1957年7月，中央军委调刘伯承、陈伯钧进京，分别担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和副院长。

　　11月，刘伯承因健康原因，自己要求免职，由叶剑英兼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陈伯钧仍任副院长。

　　1962年9月，陈伯钧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1965年因病重请求免职休息。

　　在解放后军事学院工作中，陈伯钧作为刘帅的主要助手，与刘伯承共事七年，建立了深厚的将帅情谊。

　　批判军事教条主义

　　1958年3月1日，以南京军事学院干部为主的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开学。叶剑英元帅兼任院长和政委；陈伯钧任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

　　1958年成都会议后，林彪在5月27日至7月21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把反教条主义上升为“路线斗争”。会议期间，毛主席讲了话，还不适当地批评了刘伯承，说刘帅“迷信自己”。

　　毛主席讲话后，批判的温度又升高了。军委扩大会议则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批判军事教条主义和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先后点了肖克、李达、陈伯钧、宋时伦、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

　　7月10日，66岁高龄并一直在外地疗养的刘伯承，虽然已远离了权力圈子，但还是被军委通知到北京开会，做大会检讨。刘伯承以久病之躯，由人搀扶着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却获得与会千余名高级将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刘帅检讨了，算过了关。但批判军事教条主义的这场运动才刚刚开头，运动将逐渐升温。南京军事学院被定性为“军事教条主义的大本营”，陈伯钧肯定脱不了干系。

　　陈伯钧夫人问他：“你要去撑吗？”陈伯钧回答：“我不撑，还有谁能撑呢？”陈将军的回答，使同在军事学院工作的夫人无言以对。以后事态的发展，自然是陈伯钧要撑起顶住，后果则先是被撤掉军委会议小组长职务，再受到数月严厉无情的批判。

　　这件事的矛头，不难看出是直指刘伯承元帅的。军委批判会后，许多元帅和将军们心里并没有服气。1959年8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上，受罗荣桓元帅委托，指定陈伯钧在会上发言，揭发1958年利用反教条主义打击刘伯承元帅的内幕。陈伯钧在会上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为刘帅鸣不平。他刚说了几句，便被主持会议的林彪制止。

　　最后的探望

　　1972年春天，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周恩来总理把被林彪一伙以“疏散”名义“软禁”在广东从化的老同志，全部陆续接回北京。4月，病重的陈伯钧也回到北京。

　　陈伯钧回京后，第一件事就是探望已年届八旬仍在病中的刘帅。

　　这天，陈伯钧夫妇一起来到医院。进入刘帅病室后，陈伯钧轻脚快步走到刘帅床前，握着刘帅的双手，俯身在刘帅的耳边问候。

　　此时，刘帅已双目失明，知道多年不见的陈伯钧看他来了，双手抱着陈伯钧的头，反复摸来摸去。将军的这顶头颅，在惨烈的湘江恶战中保存了下来，在文革林彪反党集团的迫害下保存了下来，这是一颗经历了数度狼烟的头颅。

　　陈伯钧顺势俯下身去，把头埋在刘帅胸前，让刘帅不停地抚摸，两人没有说一句话。在场的刘帅亲属和陈将军夫人，则站在一旁，也一言不发，静静地看着一位老帅与一位老将军这非同寻常的一幕，眼眶噙满了泪水。

　　后来，刘帅松开了双手，陈伯钧才起身。为了让刘帅好好休息，陈伯钧夫妇只好依依告辞。

　　□王永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