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万源市最偏远的鹰背乡。“王麻利”是我三叔的绰号，提起这个名儿，还颇有一段让人回味的故事。
年近六旬的三叔年青时不但是个劳动的好把式，而且心灵手巧，耕田、编织、做厨，以及灰工、木工、石工等农村活儿样样都会。据说在大集体生产时，有一天生产队派他到十多里远的街上打煤油，那时才二十多岁的他壮得像头牛，当天早上天不亮就一个人点起火把，顺道背着100多斤生产队上交的“皇粮”往街上赶，回来时又背了50多斤煤油，几十里崎岖的山路往返不过三个小时！回来后在生产队大食堂匆匆吃了早饭，他又和其他社员一道进行田间劳作，当天还犁了三亩多水田。后来，生产队为此多给他家记了2分工分。于是，人们都夸三叔能干，“王麻利”的绰号也就应运而生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农村土地开始逐步下户。三叔家共五口人分得了四亩水田两亩旱地。由于三叔的勤劳节俭，从1982年开始，他们家从此告别了“半年红薯半年米”的生活，一家老小全年都可以吃上白米饭了。当年腊月，三叔家还第一次杀了头大肥猪。
村里离乡集镇足足有15里，一条羊肠小道是通向外界的唯一出口，村民赶集除了骡子和马，就只有步行。以前，村民上街称盐打油都只有走路，买东卖西也只有靠肩挑背磨。从1984年开始，村里开始修公路。经过村民近一年的奋战，一条宽阔平坦的乡村公路如一条银练缠绕在山间，汽车终于可以开进村里。马达声、喇叭从此打破了山村亘古的宁静。逢场天，三叔和乡亲们偶尔还可以搭上往来于村里的拖拉机、农用汽车……1986年冬天，三叔家卖余粮和一头肥猪共凑了200多元钱买了辆“飞鸽”牌自行车。“懒得走路了！”那时，逢场天三叔还常常用自行车带着三婶一块去赶集，煞是风光了好几年！
1989年，村里通电了。从此，一向勤快的三叔便很少上山打柴禾，自留山上的树木杂草也越长越茂盛葱笼。“家里都买电饭煲了，还费那些苦力干啥？”憨憨的三叔得意地笑了。三叔家有七八头生猪，猪食该也不会用“电饭锅”煮吧？原来，村里推广科技养猪法，统一发放了饲料添加剂和药物配方，这样生喂饲养的猪儿膘肥体壮，出栏快，肉质好，真是省时省力又赚钱呢！于是，三叔开始尝到了“好耍”的甜头。
这样，一向闲不住的三叔空余时间越来越多，为了打发时光，他在1995年便在村里成立了一支农民腰鼓队，他和三婶都成了其中的骨干。农闲时节和逢年过节，他还要带着腰鼓队走村串社热闹一阵子。这时的三叔，“懒”得就像个“耍公子”。
由于当时信息比较闭塞，当初村里的腰鼓队只能靠村民自编自演，自娱自乐。由于形式较为单一，变不出新花样，时间一长，群众便会感觉有些枯燥。1998年6月，乡上的有线电视开通到户，三叔家买了台2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这使三叔大开眼界，年近5旬的他这时除了看新闻，了解国家大事外，最着迷的就是看中央电视台的戏曲频道了。一有空，三叔就打开电视机将频道旋转到这个台，专心致志地学起来，兴致高涨之时，他还跟着电视上的模样依依呀呀地唱起来，不时还扭扭屁股、手舞足蹈一阵子。随着见识的增长，2000年春天三叔不但成功改组了村里的腰鼓队，而且两年后又组建了一支规模达100余人的秧歌队。由于三叔的三个子女这时都相继在成都、广东等地成家立业，他再也不需要终日在田间劳作了，所以他成了这两支队伍的“脱产干部”和“专职教练”。而与此同时，杀猪、编背篓、做泥瓦这些三叔曾经的“绝活儿”却日渐生疏，几乎忘了本行，“懒”得手艺尽失。
前不久，我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家探望三叔，发现他现在变得更“懒”了：看电视遥控器握在手里——懒得去扭频道了；煮饭用的是沼气——房前屋后干净整洁懒得去拾掇了；买油盐酱醋就在村口百货店里——懒得上街奔波劳累了；要出门，再也懒得气喘吁吁地登自行车了——三叔骑的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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