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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逆境，她却始终积极向上；一个地主子女，最终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40多年前，在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指示的感召下，全国上下一批批城市热血青年纷纷告别城市，背着被包，抱着远大的理想，奔向广袤的农村插队落户。骆正坤是这些热血青年中的一个，她是从重庆市第一批来到万源市农村的知青，她更是最后一个离开万源的重庆知青。为什么她的命运与别的知青都有所不同呢？近日，她故地重访，记者在万源采访了她。
她选择去农村
骆正坤与共和国同岁。她说，生在这样一个年代本应是最幸福的人了。“可是，当我懂事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是生在一个成份为地主的家庭。当时，那个年代里，地主子女在世人眼里，都属坏人似的。自然，在学校我随时都受到同学们的欺辱，在社会上好像也更是低人一等。”看到同学们都加入少先队，戴上了红领巾，可她却没有这个资格。同学们纷纷加入共青团，可她更不具备这个条件。“老师，我真的不能申请入团吗？”“小坤啊，不是老师不让你入团，是你家里的成份不好呀！”虽然这样，但她对加入共青团的追求和向往始终没有改变。1964年，她初中毕业了。那时，凭着她的学习成绩，她完全可以继续读高中，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直了解她心思的老师找到了她。“小坤，你如果愿意上山下乡，你马上就可以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可是，我家里的成分？”“学校说了只要自愿报名上山下乡的同学都可以批准成为共青团员。”顿时，她是一阵兴奋。回到家里，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她横下了一条心：“我戴不成红领巾，加入不了共青团。可现在我要去上山下乡，我要成为一名共青团员。”深知女儿脾气的父母，只好依顺了她，那时她才刚刚年满15岁。
她拼命地工作
1964年底，她和众多的重庆知青一道，告别了城市，来到了大巴山区，可是，一到万源，她却被分配到了交通不便，离城100多公里远的石窝乡。一开始，她很受人们的尊重。可后来，当人们得知她是一位地主子女后，原来对她的那种热情没有了，之后，她好像成为了人们眼中的“敌人”。“脏活、苦活是我理所当然的事，评工分，选先进根本没我的份。”“像这样下去，我到底还有没有出路呢？”很多时候她都在这样想，都在这样地问自己，因为在当时的那个年代里，是没有人敢跟她这样的地主子女接近的。记得刚到农村不久，就遇上收麦子，她顶着炎炎烈日，在密不透风的麦田里埋头割麦，一会儿就是一身汗水，麦芒将两个胳膊刺出一片片的血印，红肿得又痒又痛。许多知青坚持不住了，可是，她硬是咬牙坚持下来。冬天到了，开始抬河（修坝抬沙石），她第一天双肩被压出血红的肿块，晚上疼得直咬牙。老农就告诉她，忍着吧，三天以后自己会消肿，以后就再也没事了。果然，以后再抬河，她就没有发生肩膀红肿的现象。
知识青年可以报考工农兵大学校这一消息让她兴奋了。她暗暗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凭着自己过去在学校成绩好的实力，去报考工农兵大学校。”从此，她除了白天苦苦的干活外，晚上就坐在煤油灯下努力地学习。工夫不负苦心人，她终于以优异的成绩入围了大学的录取线。可是，在学生政审这一关上，她被判了“死刑”。“天哪，我家这个地主成份的帽子，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难道就永远戴下去了吗？”
她始终热爱党
时光进入到了70年代，表现好、成分也好的重庆知青陆续告别农村回到了城市。由于村里乡亲们对她评价很高，于是在招工的最后一个多月，她带着村里的推荐信，住在紧挨着公社的一个知青点，执着地一家家地找到招工单位的负责人，详细地讲述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并认真谈自己提高了的认识，均被“对不起，我们名额有限”婉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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