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约一万五千余人，为避其蒋介石大兵“围剿”的锋芒，从鄂豫皖边区经过艰苦转战，冲破敌人层层封锁，翻秦岭、越巴山，战风雪、顶严寒，1932年12月上旬到达了四川通江、南江、巴中，12月29日在通江县建立了川陕省革命委员会，旷继勋任主席。1933年6月在木门召开了军事会议，作出了进一步扩军的决定。此时川东游击军主动派人联络介绍了川东情况。
红四方面军入川使四川军阀大为惊恐。在这以前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刘存厚等各霸一方，共计兵力达五十八万多人。他们虽然互相征战攻伐，但对防区内镇压革命是一致的。自土地革命战争开始以来，党领导了数十次武装斗争，都很快被军阀残酷镇压，无数革命先烈惨遭杀害。红四方面军具有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又有较为先进的武器，一进川就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
1933年1月，蒋介石给了四川军阀武器、军费，出动三路大军“围剿”红四方面军。田颂尧、杨森、刘湘、刘茂恩以及陕军王志远等分抵营山、南部、渠县、广元、旺苍等地防堵红军，妄图夺取通、南、巴根据地。当刘存厚将大部分兵力调去万源、江口(平昌)防堵红军之际，造成后方空虚，特别是在1933年5月红四方面军集中兵力在竹峪关一战消灭刘存厚8个团，整个川东出现了革命大发展的大好形势。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下，四川各地迎接红四方面军的武装斗争不断爆发。岳池、南江、蓬溪、三台、蓬安、南充等地组建的农民武装，积极开展斗豪绅、骚扰敌人、打击敌人。这些革命斗争互相促进、互相支持，给川东游击军的发展造成了更加良好的机会。
1933年春，中共四川省委要求梁达中心县委和川东军委迅速动员一切力量，巩固和扩大川东游击军，配合红四方面军，扩大革命根据地。王维舟等领导根据四川省委指示精神，川东军委召开军委会决定：一是在军事部署上积极靠近通江，组织上经常派人与红四方面军联系；二是扩大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少先队打下坚定的群众基础；三是发动青壮年参军接受军事训练，壮大革命武装；四是将川东军委和游击军的指挥部及主要力量转入宣、达、万等地接近红四方面军的前沿地区活动，以牵制刘存厚的兵力，使红四方面军迅速南进。王维舟根据新形势和新要求，把原组织起来的三个支队再次进行了整编和扩大。同时，整顿和健全农会，各地农会一般都由经过训练的武装人员作领导；继续扩大武装力量，进一步贯彻大山坪军委决定；建立地下联络站，随时掌握敌情，使敌人的一切活动均在川东游击军掌握之中；积极发挥儿童团的宣传活动；组编达县游击队，将原来川东游击队小分队扩编为一个大队，由杨克明直接领导，李元代为大队长、李中权为政委。这些组织活动的开展和壮大，既牵制了敌人的前方兵力，又直接威胁着军阀刘存厚的老巢——达县。
1933年秋，梁、达中心县委和川东军委为使红四方面军在宣、达战役中胜利进军，在川东游击军中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一是派蒋琼林到红四方面军得胜山了解“宣达战役”的作战方案及其战斗部署；二是把川东游击军第一、第二支队安排在宣汉、万源、通江之间的重要关口、场镇，如黄金、南坝、清溪等地骚扰打击敌人，第三支队在杨克明的领导下，在达城周围、君塘、王家、罗江一带攻击敌人；三是川东游击军总指挥部由大山坪迁驻前河陈家岩长房子，指挥川东游击军，堵击宣汉县城敌军向南坝溃逃。同时，组建小分队截击由万源、宣汉城向南溃逃之敌。
川东军委和梁、达中心县委根据敌军的分布及川东游击军的部署，决定以三条战线截击敌人，牵制了刘存厚的兵力达两个师。西线游击队在杨克明、黎时中的领导下，以一部份游击军打入刘存厚的兵工厂，巧取敌人的武器弹药，输送给红军，为红四方面军解放宣汉、达县做出了贡献。由于川东游击军的周密部署，英勇作战，切断了刘存厚的各条退路，迫敌纷纷沿罗江口渡州河东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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