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昌)的泥龙、笔山，北延城口、万源，方圆三百余里，人口百万以上，形成川东游击战争的极盛时期。
中共四川省委在1932年5月5日制定了“创建川东苏维埃实施大纲”。1932年秋，王维舟、杨克明以宣汉为重点整顿组织，县委书记王荣澍作了工作报告，讨论了党、团、农会的自身建设，支持游击队，推动土地革命等问题。会后相继有从北平等地返宣的中共党员邓廷壁、李正锐、冉崇狱等充实了县委领导力量。1933年3月，杨克明以王家、明月、君塘等地为中心开展活动，在君塘王直哲家建立了直属梁达中心县委领导的特别党支部，王直哲任书记，从此，王直哲家成为宣、达的中心联络站。
针对敌人制造白色恐怖，川东游击军总部决定：一是在支队内部建立“锄恶团”、“去毒军”等武装组织，以“抓肥猪”、突然袭击等手段打击敌人，并争取分化瓦解敌人，惩治顽固分子；二是打入敌人营垒，掌握敌人政权，掩护革命活动。共产党员牟慈帆担任王家乡团总职务后，将一贯反动的邓柏村处死，致使明月、王家、君塘、蒲家一带的革命活动顺利开展起来；三是广泛扩充兵员。王波、蒋琼林在各地充分发动群众，并称：“发展一百人可当连长，发展三百人可当营长。”广大群众踊跃参军。同时，建立乡村农会，开展土地革命，群众热情很高。经过四年半的斗争，重组的川东游击军很快发展到近两万余人，成为川陕鄂边区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四川人民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为红四方面军入川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川东游击军的迅猛发展，引起四川军阀的严重不安，他们对川东游击军进行残酷“清剿”。1933年3月，刘存厚调集达县城防司令周绍武到宣汉，配合张苏团和各乡场团练共计两千余人，步步为营，清剿大山坪、马伏山一带。在一次“清剿”中将贺值三、贺泽忠、贺保廷等逮捕，并进行严刑拷打，因未得结果只得释放。刘存厚、王陵基部署的这次军团联合大“清剿”历时半月，行程千里。川东游击军在王维舟的领导下，时南时北，忽东忽西，调动敌人如驱牛羊，使之疲惫之极。刘存厚、王陵基自认晦气，互相埋怨，只好急令部队撤回原地防守待命。 这一时期的斗争，王维舟等认真执行统战政策，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巩固和扩大了宣汉、达县、梁山等地游击区，牵制了刘存厚大部、王陵基部分力量。为了牵制敌人的地方武装，更有利于川东游击军指挥部开展工作，王维舟、冉南轩等亲自做芭蕉场等地团局人员的工作，尽管敌人丧心病狂地“清剿”，不少进步力量运用各种巧妙办法来掩护共产党人，隐藏在敌人的心脏，守卫着大山坪等地指挥部的大门，保卫了川东游击军指挥部的安全。川东游击军在敌人的“围剿”中越来越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团结了更多的朋友，增强了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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