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东游击军是王维舟在党领导下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创建起来的。1920年5月他在上海参加朝鲜共产党，年底赴苏俄伊尔库次克学习马列主义，被邀请参加伟大的十月革命四周年庆祝大会，在会上聆听了列宁的讲话。1922年曾参加列宁召集的东方民族会议。回到北京后，与吴玉章组织“赤心社”、“俄灾救济会”，吸收进步青年参加革命活动，宣传十月革命对人类解放和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1923年回到宣汉县清溪乡，创办新群女子高小，1925年接办宏文高小，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1927年1月，王维舟调赴武汉工作。宣汉本地一些共产党员继续坚持革命活动。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后，川东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在重庆、万县、涪陵、达县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纷纷转入农村开展斗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上海、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的川东籍共产党人也纷纷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斗争。1927年8月下旬，王维舟从武汉回到万县，他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同周伯仕一起研究、分析川东形势，认为：刘存厚军阀在这一带对人民的压榨和剥削极为残酷，群众十分痛恨，革命之火有一触即发之势。为此，王维舟决定把革命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川东农村。此后，王维舟到清溪、开江广福建立革命据点，广泛联络川东革命志士，积极进行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他在各地建立农会，开展统战工作，筹集枪支，迅速组织起农民游击队。1928年，王维舟利用旧部关系，联合开江王诚之，利用宣汉县原黄石团总彭子明的十多名卫士和枪支，发动群众，筹组武装三十多人，组成特务队，由雷玉书任队长，在宣汉、开江发起反刘(存厚)倒杨(森)运动，夺取了大量武器、弹药，为创建川东游击军打下了基础。唐伯壮回到达县，李家俊、胡洪疆回到万源，采取建立农会、夜校、办小报、贴布告等多种形式，广泛发动群众，揭露反动军阀的罪行。短短的时间里，宣汉、达县、万源、城口等地，农会会员遍及城乡。
1929年3月初，王维舟和李家俊、唐伯壮、雷玉书等在宣汉清溪场研究确定了川东游击军第一路起义的时间、地点、队伍集结，起义后的行动等问题。与此同时，唐伯壮、李家俊等加强了对起义人员的军事训练和各种军事物资准备，王维舟为起义军输送了大量干部和枪支、弹药。3月17日，唐伯壮、雷玉书根据王维舟、李家俊的安排，聚集宣汉、达县、大竹、开江等县来的骨干八十余人于宣汉官渡(今新华)分两路进军固军坝。一路由雷玉书带四十余人，走石铁的三汪坝，上金莲山、厚坪，经白羊庙到森林茂密的龙潭河与胡洪疆组织领导的农民武装会合。另一路由唐伯壮带领，从宣汉官渡上山、经方家院子、甘家岭到井溪坝与吴会治、徐永士组织的农民武装会合。接着宣汉县碑牌场的周锟、土黄坝的庞茂昭、十字溪的马益山、谭明静、明月场的何田祥等带领队伍先后到达，共汇集三百余人、枪三百余支。王维舟从粱平、开江等县动员部分工会、农会会员前往参加起义誓师大会。4月27日，万源固军坝、白羊庙，宣汉厂溪、官渡等地的农民起义队伍和煤矿、铁矿工人起义队伍，汇集于固军坝龙潭河。当晚，在篝火熊熊的龙潭河边，李家俊庄严宣布：“川东游击军第一路正式成立了！”李家俊任司令员、雷玉书任副司令员、唐伯壮任党代表、周锟任参谋长，公开打出了武装起义的旗帜。5月7日，游击军在固军坝干坝子截获了国民党收款员张全五，将其镇压，缴获大洋400元。此事引起军阀刘存厚恐惧，急令万源驻军九团团长刘志超派二营六连连长卓群，带领全连人马进驻白羊庙“清剿”。为了打击敌人，李家俊即与唐伯壮、雷玉书、周锟等研究作战方案，于5月12日调集三百余人向白羊庙进发。是日，当敌军行军疲惫之机，游击军突然枪声大作，火光冲天，杀声震撼山谷。战斗不到一个小时，一举歼敌一个连，缴枪五十余支，俘敌三十余人，首战告捷，打响了川东武装斗争的第一枪。白羊庙大捷，振奋了起义军斗志，鼓舞了广大农民的革命信心。而军阀豪绅则极为惊恐，刘存厚急调廖雨辰、刘志超等共三个团兵力，星夜向固军坝奔杀而来。鉴于情况十分紧急，王维舟根据固军坝的战斗形势和敌军的内部矛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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